《金瓶梅词话》出版轶闻

人民文学出版社曾经先后出版过两种版本的《金瓶梅词话》，时间相隔28年。一是根据卷首有明朝万历丁巳年东吴弄珠客作序的刻本重印的线装本，两函，共20册，用的是人文社的副牌子“古籍刊行社”的名义，于1957年出版。一是署名“兰陵笑笑生著戴鸿森校点”的《词话》，作为中国小说史料丛书的一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平装，大32开，分上中下三册。据熟悉内情的人告诉我，这两部书的出版，皆与毛泽东同志有关。

尽管搞文学的人都知道，无论是鲁迅著的《中国小说史略》，或是郑振铎著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对《金瓶梅》都有很高的评价。但是，这部书关于性的描写比较多，而且写得过于露骨，一向被视为禁书。

我在上面曾经提到，古籍刊行社是在1957年重印该书的。众所周知，在50年代初，政治运动和思想批判一个接着一个，出版社里都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还忙不过来呢，谁还敢想到出版什么《金瓶梅》。

忽然有一天，从上头传来讯息，说是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提到，《金瓶梅》虽有许多淫秽之处，但是从中可以看到16世纪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广阔图景，看到官场，看到生意人。主席觉得该书可以作为内部读物来重印。此书不但可以供专家教授看，也可以让一些高干包括军队干部看，开开眼界。关于此事，曾经在人文社担任过副社长的许觉民同志告诉我三条：“①传达毛主席要印《金瓶梅》的指示，是王任叔在中宣部听的。王当时是社长，由他接受任务并部署影印工作。②该书印数本定1000部。王任叔认为，此书在上海用珂版印，印一次不易，以后很难再印，不如印2000部。③发行范围有严格的限制。”王任叔即作家巴人，曾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特命全权大使，在人文社当社长是很有威望的。

谈到《金瓶梅》的发行，本社古典文学编审陈建根笑着对我说：“该书发行手续特别严格，购者要有三个条件：一、年满45岁；二、已婚；三、省、军一级的高干或研究家。每部书编了号，购买时要登记。”

坐在一旁，曾任本社副总编的秦顺新同志说：“那时，我替部队作家魏巍和杜烽一人买了一部。他们是作家，又是从老区来的，级别也不低，我还雇了一辆三轮车给他们送去呢！”

我对他们说：“《金瓶梅》影印本出版时，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我听说中青社买了四五部。一部给社长朱语今；古典文学专家周振甫先生和资深编辑张羽各买一部；另外一部放在中青社资料室，谁也不能随便借阅。买书时还编了号，颇有几分神秘。但是我的耳朵长，谁买了《金瓶梅》，自有耳报神告知。”

说话就到了“文化大革命”。在人文社曾经给领导当过秘书的王之梁对我说：“‘文革’期间，红卫兵来造反，那时王任叔已经调离出版社，他们找到当时参与出版《金瓶梅》的副社长楼适夷，要他交待为什么出版这部大毒草。老作家兼翻译家楼适夷弯着腰，低着头，嗫嗫嚅嚅地说：“我有罪，这本书我们印多了！”

搞文学的人大都知道，中国的小说创作，过去在内容上基本是一些英雄传奇的故事、神仙鬼怪等等，只有《金瓶梅》才是由作家独立创作的写市民生活的长篇巨制。再说，我们影印这部书，是由于毛主席的指示，可是这些内情，能够跟那些十几岁的娃娃用三言两语讲请楚吗！所以，尽管七斗八斗，楼副社长总是避而不谈出版这部书有什么罪。

我接着要讲经过本社整理出版的那部《金瓶梅词话》了。我找到负责校点该书的戴鸿森同志。社长韦君宜曾说过，老戴是《金瓶梅》的专家。我知道他对潘金莲、李瓶儿、春梅、西门庆、陈经济的故事极熟，我想引他讲一些他当年校点该书的趣话。我是老广，老戴是江浙人，我用带有广东口音的普遍话“呢个呢个”问他，老戴则讲一口道地的吴语。他“啥个啥个”地讲了起来。

大概在我们出版那部线装本的《金瓶梅》以后，毛主席可能觉得其中秽亵之处较多，只能作为内部读物。应该另外出版一部经过整理的《金瓶梅》，以便较多的读者能够读到这本书。不知在一个什么场合，他曾经跟周扬讲过这件事。周那时是中宣部的副部长，又是文化部的常务副部长，整天忙叨叨的。主席那次讲话，周扬并没有当作交代的任务去抓紧进行或者思想上也有顾虑。过了一年多，大概在60年代初，毛主席问周扬，《金瓶梅》的整理本弄完了吗，什么时候能够出版。周扬这才紧张起来，回来以后，他马上派中宣部出版处长包之静到人文社，要我们马上组织人力，尽快出版排印本《金瓶梅》。

“呢个呢个”我这时插话说，“为了适应不同读者的需要，一部古典名著可以出版整理本、删节本或者改写本，这在我国是早有先例的，在解放以前，开明书店就出版过经过茅盾先生删节的《红楼梦》、经过周振甫先生节选的《三国演义》，称为洁本。《世界文库》曾连载过郑振铎标点、删节本《金瓶梅》。30年代在上海，也出版过施蛰存的标点本《金瓶梅》……”

戴鸿森同志接着告诉我说：“1961年周扬通过包之静向人文社交代这一任务，十万火急似的，要求很快完成。社领导与室领导相商，决定约请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左恭负责整理工作，同时指派周绍良、杜维沫、戴鸿森三人，专职审处左恭的整理稿本。

大约只三五个月，稿子便交来了。大家觉得他那种纯任己意删削、改写、不作说明的做法问题太多，怕行不通。于是，集体反复商讨，嘱戴鸿森单拟一整理方案，领导定稿后，打印若干份，征求几位权威人士意见，如齐燕铭、金灿然、王于野、吴晗等，他们都很快有了口头回应，表示可以。记得只吴晗同志有书面回函，表示支持和鼓励。这样，社方再与左恭商谈，告诉他征求意见情况，送他那份整理方案，退还所交前半部稿子。左当时极表高兴，一诺无辞，同意据此方案，从头重行整理。

1962年下半年起，政治形势日趋紧张，先是“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接着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到了1963年，又说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文艺团体将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等等，古典室日常业务趋于停滞、观望，无人胆敢再去过问有“淫书”恶名的《金瓶梅》的整理出版事宜了。估计此时左恭也已放下此事，两边不加问闻。直至“文化大革命”告终，劫后重理前事，方知左恭久已家破人亡，资料、初稿均无下落，连拿到那个方案后他做过些什么没有，也一无所知。所以“文革”以后，我们只得自己另起炉灶。

“本来我们这次校点是约请张友鸾先生承担的，他的条件之一是要我当他的助手。整理了几回以后，因为他手头上还有另一部稿子，分不开身了，打了退堂鼓。啥个啥个只好由我独立完成了。”

戴老先生的江浙话，我这个老广只听懂七八成。看着他讲得累了，我接着说，您老先生校点的《金瓶梅词话》在该书的校点说明上已经讲明，“我们的愿望是试图提供这样一个《金瓶梅词话》的整理本。既方便于一般文艺工作者、古典文学爱好者的浏览、借鉴，也可以供研究工作者的取资基本上不致有失真之憾。”您是从校勘、标点，删节三个方面来做这个工作的。正像郑振铎先生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所说：“好在我们如果除去了那秽亵的描写，《金瓶梅》仍是不失为一部最伟大的名著，也许‘瑕’去而‘瑜’更显。我们很希望有那样一部删节本的金瓶梅出来。”您校点的这本书我不但买了一套，而且细细读过，确是达到了郑振铎先生所提的要求，瑕去而瑜更显了。而此书排校之认真，校对之精细，真真达到上乘之水平。人文社真不愧是名牌出版社。

我在上面只写到《金瓶梅》的整理，在这里我还应该再讲几句韦君宜社长在公开出版此书时的功绩。在改革开放之初，她有胆有识地一边在当时的出版总署呼吁，请上级批准公开出版本书；在社内，她又安排人力物力，为此书的出版作充分的准备。我们全社同志在背地里曾经亲昵地称之为“韦老太”的社长韦君宜同志，真是功不可没。